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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部分（第2页）

江青认为，邓小平的法庭起诉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是向他们的犯罪，这和毛泽东的评价是截然相反的。毛泽东认为那是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以后，专门通知张春桥来京汇报，毛泽东亲自到飞机场迎接他和姚文元。那天，毛泽东就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的几段话划出来，给江青和张春桥看。列宁是这样写道：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前几个月，即一八七〇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但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是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写成的。在这篇序言中，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的纲领‘现在有一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他们又说：‘特别是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抆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问道：“你们知道列宁的理解是什么？”

张春桥马上回答：“列宁说得清楚：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毛泽东点点头说：“所以，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叫做第二次革命。你们说，简单地掌握现成的政权能行吗？我看不行，必须进行一番新的尝试。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大胆地作各种试验。反正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权还在我们手里，走资派现在还没有掌握决定性的权力。革命造反派们在这一点说，还是最幸运的。你们说是不是呢？”

江青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实际上是给你们指出了下一步的前进方向。我们夺权，就是要按照列宁的原则，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几个走资派打倒就算了，而是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新型政权。”

后来，毛泽东在总结山西、黑龙江等省市夺权斗争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结合共同夺权的没想。毛泽东明确地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这就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发展的阶段都是毛泽东在领导和指出方向，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只是执行和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去做一些必要的试验。

江青竭力地想把那个时候的每一个阶段的情况都回顾清楚，以便在下一轮的辩论中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让整个法庭都看到，她江青不愧为真正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

她记得：上海夺权后的二十多天，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作了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这个命令，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发展的新阶段，中央号召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实行镇压。三天后，《红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她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讲到这场斗争的时候，说：“当前，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在夺权斗争中，必须是够重视革命干部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可以成为夺权斗争的骨干和领导。我们必须警惕阶级敌人破坏革命的大联合，进行反夺权的阴谋活动，要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狠狠地打击敌人……”

毛泽东当时对她说：“你的几次讲话都很好，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提出了斗争的任务。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持好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方向，不能给刘少奇这些人有任何的可乘之机。”

江青记得很清楚：那时，对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李富春和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一致叫好，一起行动的。

叶剑英在军委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为指针的，这个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当时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也在军委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讲话说：“从上海一月革命到一九六七年三月刘少奇被揪出示众，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毛主席坚决支持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决定发表了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革命组织联名写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向全国人民发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战斗口号，使一月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在一些地方开始建立了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实行了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即革命委员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夺权的关键时刻，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来。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钢铁长城，适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伟大意义。”

江青想到这里，忍不住要问：“你们说我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当年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又是什么分子？”尽管她现在不能多提这些事情了，但是她认为历史将总有一天会把这些都昭示天下的。这次审判的虚伪和无视铁的事实的行为，是一定要揭发出来的。她想。

预审自己的时候，那个检察官一再追问武装左派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这一剎那间，江青想起来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给群众组织发枪，华国锋是最积极的，他才是始作俑者。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中央文革小组解决湖南的问题时，华国锋就多次向江青提出，要给造反派发枪，要用武装来保卫文化大革命。江青对他说：“这样提容易出问题，还是要慎重些，你们湖南的问题够复杂了，你在湖南对一些事情要负责呀。”

这年的八月七日凌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湖南群众和部队的代表时，华国锋也在场。

周恩来说得非常明白：“上次我们说到湘潭军分区的问题，湘潭军分区的确犯了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就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也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你们把枪发给了保守派是犯法。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军分区也要向广州军区和党中央交待这个情况。你们把毛主席的家乡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你华国锋也要承担责任。”

华国锋说：“中央决定成立有黎源、我、章伯森等人为首的湖南革委会筹备小组，那我们就一定把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周恩来继续说：“现在有这个趋势，既然军区可以发枪，我们为什么不拿枪呢？这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刚才又听说影响到广州。保守派围攻造反派，加之挑动农民进城包围造反派，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造反派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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