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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8年（第1页）

公元前548年，虽然时光定格可能不一定必须精确到这一年的不差分毫，但这一年的大致前后，无论对于中华文明还是世界文明，都是一个值得凝眸和回味的年代。

在我们的土地，从诸侯争霸的春秋开始进入再也无法统一号令的周平王开端的东周列国数百年间，到这一年前后，处于争霸的齐楚两国，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素有“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恶名的齐景公，在他治下的齐国，不仅已经有了可以时常高挂云帆去往大海一游的海船，而且他还因为能够时常接纳贤臣晏子的谏言，而屹立诸侯之中58个年头，一举成为当时在位最长的一个国君。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一个因他而起的著名历史典故“二桃杀三士”。

而在楚国，不仅史无前例地将农田水利之法确定为国家的法典，而且同样也在贤臣楚令尹子木的大力推动下，一样的整顿田制，通过“量入修赋”之法一举掌握到了当时最先进的农业，使得楚国一时间成为诸侯中名副其实的“翘楚”之国。

在古中国的西方万里之外，一个西起小亚细亚之东，东至波斯湾北部，与当时的西方霸主波斯帝国的波斯人同为一个属印欧语系，同一种伊朗语的伊朗高原的一个小国，因为亚述帝国的入侵，而开始从松散的部落制走向紧密的联合制——一个具有联邦制最早雏形的米底帝国由此出现在世界的西方。

再往北一些，依然还是这一年的前后，一直顺风顺水称霸于地中海与红海的犹太王国终于被崛起的巴比伦王国所替代。耶路撒冷也因此被惨遭洗劫，所罗门王苦心建造的所谓“第一圣殿”理所当然也被付之一炬。一场同胞之间的内讧不仅造就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新名词“巴比伦之囚”，同时也让曾经盛极一时的犹太国不复存在。于是，历史终于在这时引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国度，和这个国度的重要主人居鲁士。

极富传奇色彩的居鲁士，曾经因为其外祖父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一场噩梦，而险些胎死腹中。但是其强大的主角色彩竟让奉命做刽子手的哈尔珀哥斯一时间鬼迷心窍，推卸责任地将他随手交给了一个过路的牧人去处理。而牧人的妻子，正好产下一个死婴。于是一处中国版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再度出现，牧人夫妇交出自己的夭折婴孩，也从此成就了一个后来威震天下的霸王居鲁士。

公元前548年的第二年，在打败了位于希腊东邻的吕底亚王国之后，居鲁士裹挟着这股威势，一路披靡，最终攻陷雄视四方的巴比伦王国——这个曾经创造出“汉谟拉比法典，空中花园，通天塔”的伟大文明，就这样在玉碎的同时，也使得波斯帝国成为历史第一个多民族地跨欧亚的大帝国。

现在问题来了：如此强盛，甚至犹如现代一超独霸的强横超级大国山姆大叔，既然国土地域广大到横跨欧亚大陆，居鲁士锐利的兵锋所向，为何没有一路东，直指中华大地呢？与此同时，这时正处于同样各种文明和思潮萌芽和风生水起的中华文明及其诸侯列国，假若两强相遇，到底谁胜谁负，谁优谁劣呢？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而且重点也不在隔着千山万水的居鲁士会不会挥师东进与我大中华打起来，重点在于这一年，我们的围棋，终于堂而皇之地被写入到中华文明的正史中去了。

据春秋时期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呜呼……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不定乎？必不免矣……”

《左传》中的襄公二十五年，即是公元前548年。文中所记载的是一段颇具戏剧色彩的曲折故事，如果不清楚里面的因果，理解此文尤其是围棋在其中的关系，还是有些难度的。

首先，这段文中记载的历史背景是，曾经身为高高在的一国之主的卫献公，此刻仅仅是一个比丧家之犬好不了多少的流亡国君。而造成这种悲催局面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

早在卫献公十八年（前571），当时还是一国之君的姬衎（卫献公原姓姬名衎）派人约请孙文子、宁惠子一起欢宴。谁知，两人兴冲冲赶来，姬衎却兴致大发地自己跑到国君园林中射雁耍乐去了。一直等到天色很晚，姬衎才想起二人，于是又叫人将两人请到园林中来。召见大臣欢宴却又冷落他们，这也就罢了，但姬衎也不知是忘了还是压根没把二人看在眼里，直接穿着身的射猎之装出来相见，顿时激怒了早已怒火中烧的一对大臣。国君亲着猎服而与身着朝服的臣下见面谈话，这在当时是不合乎礼制规范的。最重要的是，这一对大臣都是当时的皇家贵族与望族，在卫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怠慢和无礼行为当然是不可饶恕的。于是两人跑回各自的封邑，接着就展开了对姬衎的倒戈和诛杀行动。

卫献公被孙、宁两大家族成功赶跑后，落荒而逃的姬衎被齐国收留，最后安顿在聚邑。而孙、宁两家经过商议和利益再分配，最后共同约定立卫定公弟秋（《汉书》说他名焱，《左传》则为剽）为卫国国君，也就是卫殇公。然而宁惠子对献公被赶走之事一直感到不安，不久他便重病难医，随即告诉其子宁喜道：“我得罪了国君，后悔也来不及了。我的名字记载在诸侯的简册而加以收藏，说‘孙林父、甯殖赶走他们的国君’。国君回国就能掩盖这件事。如果能够掩盖它，你就是我的儿子。如果不能，假如有鬼神的话，我宁可挨饿，也不来享受你的祭祀。”宁惠子死后，宁喜继承了甯氏家族在朝政中的大权，同时也继承了惠子临终前的瞩托。后来，卫献公听说了此事，马派人潜回国中，于是也就有了前文中的那段文字，也就是参与倒戈的另一大家族孙文子闻讯后不由得仰天长叹。

这一段史实，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围棋在当时的皇室贵族阶层可以信口拈来，足以说明围棋在那样一个时代的风行程度。更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人们，已经从思想深处和行为模式中，窥探到了围棋中的智慧和谋略。这种流行程度和感悟深度，显然已经不是雏形中的围棋所能做到的。这才是公元前548年，对于围棋的历史性意义。

至于这历史中的孙、宁两大家族的结局，尽管已经知道了卫献公在十多年的逃亡生涯中，既没有一丝悲伤和发奋的努力，每日里更是花天酒地依然故我，最终当然还是一如历史进程中的那样，一个家族分崩离析，一个家族从此灰飞烟灭。但为了一个诺言而发生的这些悲喜剧，夫复何言……

公元前548年，虽然时光定格可能不一定必须精确到这一年的不差分毫，但这一年的大致前后，无论对于中华文明还是世界文明，都是一个值得凝眸和回味的年代。

在我们的土地，从诸侯争霸的春秋开始进入再也无法统一号令的周平王开端的东周列国数百年间，到这一年前后，处于争霸的齐楚两国，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素有“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恶名的齐景公，在他治下的齐国，不仅已经有了可以时常高挂云帆去往大海一游的海船，而且他还因为能够时常接纳贤臣晏子的谏言，而屹立诸侯之中58个年头，一举成为当时在位最长的一个国君。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一个因他而起的著名历史典故“二桃杀三士”。

而在楚国，不仅史无前例地将农田水利之法确定为国家的法典，而且同样也在贤臣楚令尹子木的大力推动下，一样的整顿田制，通过“量入修赋”之法一举掌握到了当时最先进的农业，使得楚国一时间成为诸侯中名副其实的“翘楚”之国。

在古中国的西方万里之外，一个西起小亚细亚之东，东至波斯湾北部，与当时的西方霸主波斯帝国的波斯人同为一个属印欧语系，同一种伊朗语的伊朗高原的一个小国，因为亚述帝国的入侵，而开始从松散的部落制走向紧密的联合制——一个具有联邦制最早雏形的米底帝国由此出现在世界的西方。

再往北一些，依然还是这一年的前后，一直顺风顺水称霸于地中海与红海的犹太王国终于被崛起的巴比伦王国所替代。耶路撒冷也因此被惨遭洗劫，所罗门王苦心建造的所谓“第一圣殿”理所当然也被付之一炬。一场同胞之间的内讧不仅造就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新名词“巴比伦之囚”，同时也让曾经盛极一时的犹太国不复存在。于是，历史终于在这时引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国度，和这个国度的重要主人居鲁士。

极富传奇色彩的居鲁士，曾经因为其外祖父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一场噩梦，而险些胎死腹中。但是其强大的主角色彩竟让奉命做刽子手的哈尔珀哥斯一时间鬼迷心窍，推卸责任地将他随手交给了一个过路的牧人去处理。而牧人的妻子，正好产下一个死婴。于是一处中国版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再度出现，牧人夫妇交出自己的夭折婴孩，也从此成就了一个后来威震天下的霸王居鲁士。

公元前548年的第二年，在打败了位于希腊东邻的吕底亚王国之后，居鲁士裹挟着这股威势，一路披靡，最终攻陷雄视四方的巴比伦王国——这个曾经创造出“汉谟拉比法典，空中花园，通天塔”的伟大文明，就这样在玉碎的同时，也使得波斯帝国成为历史第一个多民族地跨欧亚的大帝国。

现在问题来了：如此强盛，甚至犹如现代一超独霸的强横超级大国山姆大叔，既然国土地域广大到横跨欧亚大陆，居鲁士锐利的兵锋所向，为何没有一路东，直指中华大地呢？与此同时，这时正处于同样各种文明和思潮萌芽和风生水起的中华文明及其诸侯列国，假若两强相遇，到底谁胜谁负，谁优谁劣呢？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而且重点也不在隔着千山万水的居鲁士会不会挥师东进与我大中华打起来，重点在于这一年，我们的围棋，终于堂而皇之地被写入到中华文明的正史中去了。

据春秋时期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呜呼……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不定乎？必不免矣……”

《左传》中的襄公二十五年，即是公元前548年。文中所记载的是一段颇具戏剧色彩的曲折故事，如果不清楚里面的因果，理解此文尤其是围棋在其中的关系，还是有些难度的。

首先，这段文中记载的历史背景是，曾经身为高高在的一国之主的卫献公，此刻仅仅是一个比丧家之犬好不了多少的流亡国君。而造成这种悲催局面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

早在卫献公十八年（前571），当时还是一国之君的姬衎（卫献公原姓姬名衎）派人约请孙文子、宁惠子一起欢宴。谁知，两人兴冲冲赶来，姬衎却兴致大发地自己跑到国君园林中射雁耍乐去了。一直等到天色很晚，姬衎才想起二人，于是又叫人将两人请到园林中来。召见大臣欢宴却又冷落他们，这也就罢了，但姬衎也不知是忘了还是压根没把二人看在眼里，直接穿着身的射猎之装出来相见，顿时激怒了早已怒火中烧的一对大臣。国君亲着猎服而与身着朝服的臣下见面谈话，这在当时是不合乎礼制规范的。最重要的是，这一对大臣都是当时的皇家贵族与望族，在卫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怠慢和无礼行为当然是不可饶恕的。于是两人跑回各自的封邑，接着就展开了对姬衎的倒戈和诛杀行动。

卫献公被孙、宁两大家族成功赶跑后，落荒而逃的姬衎被齐国收留，最后安顿在聚邑。而孙、宁两家经过商议和利益再分配，最后共同约定立卫定公弟秋（《汉书》说他名焱，《左传》则为剽）为卫国国君，也就是卫殇公。然而宁惠子对献公被赶走之事一直感到不安，不久他便重病难医，随即告诉其子宁喜道：“我得罪了国君，后悔也来不及了。我的名字记载在诸侯的简册而加以收藏，说‘孙林父、甯殖赶走他们的国君’。国君回国就能掩盖这件事。如果能够掩盖它，你就是我的儿子。如果不能，假如有鬼神的话，我宁可挨饿，也不来享受你的祭祀。”宁惠子死后，宁喜继承了甯氏家族在朝政中的大权，同时也继承了惠子临终前的瞩托。后来，卫献公听说了此事，马派人潜回国中，于是也就有了前文中的那段文字，也就是参与倒戈的另一大家族孙文子闻讯后不由得仰天长叹。

这一段史实，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围棋在当时的皇室贵族阶层可以信口拈来，足以说明围棋在那样一个时代的风行程度。更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人们，已经从思想深处和行为模式中，窥探到了围棋中的智慧和谋略。这种流行程度和感悟深度，显然已经不是雏形中的围棋所能做到的。这才是公元前548年，对于围棋的历史性意义。

至于这历史中的孙、宁两大家族的结局，尽管已经知道了卫献公在十多年的逃亡生涯中，既没有一丝悲伤和发奋的努力，每日里更是花天酒地依然故我，最终当然还是一如历史进程中的那样，一个家族分崩离析，一个家族从此灰飞烟灭。但为了一个诺言而发生的这些悲喜剧，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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