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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按照传统的说法，隆庆帝是一位节俭和仁厚的君主。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现在已受到质疑。隆庆帝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节俭，传统史家笔法中所讲的仁厚之类的评语，与其说是称赞，还不如说是无能的婉转说法。事实上，隆庆帝智力迟钝，笨嘴拙舌，有人甚至怀疑他有轻度的精神失常。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才使得隆庆帝在位期间，总是避免卷入家庭和朝廷的争执之中，也从来不做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以至于他手下的那些大学士们，经常要隆庆帝参加一些精心安排的盛大典礼，并以此来树立他的威望。

不过，这样的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却要比正德、嘉靖之类的荒唐皇帝好得多。隆庆帝的无能或不愿干预朝廷具体事务的态度，使得他手下那些有能力的官员们能放手去行使朝廷权力，管理帝国。隆庆朝近六年的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局面，也证明朝廷事务在没有皇帝的干预下似乎也能维持，甚至在某些时候或许能做得更好。万历初期张居正的统治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形。

隆庆帝的统治风格，实际上也为他幼小的儿子万历帝的执政初期种下了善根。由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班子，足以应付朝廷事务，因此，冲龄即位的万历帝，虽不能真正行使权力，但仍能依靠这一文官班子治理帝国，不致发生统治危机。但这种做法，也存在缺陷。因为权力中心的下移，最有可能出现以下的两种局面。一是由数位权臣共同掌权，其后果是极易引起文官之间的倾轧或党争，并必然到影响朝政。二是出现一位大权独揽的权威型人物，并由他以皇帝的名义行使皇帝的大部分行政权力，就像万历初期的张居正那样。但在后一种情形下，又有两个棘手的问题难以解决。一是如何保证这位文官独裁者不用手中的特权为自己的圈子或个人谋取私利，甚至威胁皇帝的地位，动摇王朝的根基；二是如何避免这位文官独裁者的权威一旦失去时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的后果。后来张居正的统治经历，不幸印证了这些推测。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张居正的时代

大明朝历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而至万历，近70年的风风雨雨，已使它千疮百孔，根基不稳了。当时的明帝国，已到了非彻底整治不可的紧要关头。开国之君朱元璋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需要。200多年前朱元璋的统治政策，是依据帝国当时的实际情形制定的。这位从凤阳农村杀出来的半文盲皇帝，做梦也想不到200多年后帝国的具体状况，这事实上也不能归咎于他。但不幸的是，他的治国之策仍必须被奉为金科玉律，在帝国推行。尽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朝廷也作过些修修补补，但“祖宗之法”的大义宏旨，无法也无人敢去从根本上触动。这种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这种局面，对于万历帝这个不满十岁的小皇帝来说，自然无能为力。幸好有首辅张居正能承担辅佐幼主的重任。他在两位实权人物万历生母慈圣太后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有力支持下，控制住了局面，使帝国在万历初期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是明代后期最有作为也是最有争议的权臣。他属于那种有出众才能并且能通过政治手腕去施展才能的杰出文官。他的从政经历，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中进士的张居正，熬到隆庆元年（1567）二月，终于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并在同年的四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之初，张居正本是一般的大学士，但他很快就利用上层矛盾，踢开了绊脚石，爬到了最高的位置。

他首先支持另一位大学士高拱，赶走了资深的首辅徐阶，让高拱取而代之，自己则伺机而待。隆庆帝死后，张居正终于抓住机会，利用高拱一个言辞不当的失误，把高拱赶回了老家，自己登上了首辅的宝座。在这一过程中，以太监冯保主持的司礼监起了关键作用。作为大学士的张居正，去结纳一个太监，即使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光彩的事，但张居正毫不犹豫地去做了。因为他深知冯保与万历帝、慈圣太后朝夕相处，在宫内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这一点上，张居正要比其对手高拱精明得多。这也是张居正做事的一贯风格。

张居正的官职是内阁首辅。内阁是明代才开始设立的一种机构。明初丞相一职被废除后，皇帝直接控制中央各行政权力机构，承担了大量繁杂的行政事务。事实上，任何一个皇帝，无论他有多么英明能干、精力过人，大概都无法做到事必躬亲，而必须依靠一个秘书机构来作先期处理，分担压力。内阁的出现，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

既然是皇帝的秘书机构，那么，内阁的权力就很值得玩味。在某些时候，如皇帝年富力强、精明能干时，内阁就可能仅仅是一个处理公文、至多也只是提出初步意见的秘书班子。但假如皇帝不具备上述的条件时，内阁就很有可能变成实际上的权力机构，而领导内阁的首辅也就很有可能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了。

张居正就是一位利用各种条件使自己拥有实权的首辅。在万历朝最初的10年中，张居正在慈圣太后、冯保的有力支持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治和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时，帝国的局面已有了明显的改观。如张居正经过数年的努力，给万历帝留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财政积余，南北两京及一些省分，都有相当数量的存银。这相对于隆庆时的财政而言，简直可以说是奇迹。张居正的理财能力，确实令人叹服！也正是有了这笔积累，万历皇帝亲政后尚能支撑住局面，大明朝也尚能经得起一番折腾。

不过，张居正的做法，在当时就有不少人看不过去。现在看来，张居正之所以要这样做，除个人利益之外，也实在是有迫不得已的客观原因。

张居正交纳冯保，并通过冯保影响慈圣太后和小皇帝的做法，就引起不少非议。其实，张居正此举也是传统做法。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必须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才具有合法性。但此时的皇帝，还仅是个孩子，事实上并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因此，张居正自然要交结内廷，取得支持，而同时也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来引导小皇帝能走正路。尽管小皇帝在臣民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但张居正深知小皇帝也是个孩子，只有严加督导才能成为明君。前任首辅高拱曾说当时的万历帝，是“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真可谓是一语中的。虽然张居正就是用这句话扳倒了高拱，但他心底里也完全明白高拱道出的是实情。他后来对小皇帝的管教是如此之严，其“不敬”的程度远远要超过高拱的那句话，以至于万历帝只要听说“张先生来了”，就打心眼里感到害怕。当然，张居正在死后也为他的做法付出了惨重代价。

张居正在任用亲信、打击异己、独揽大权方面的做法，也招致了许多攻击。张居正在统治期间，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不仅在北京有一批得力干将，如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都御史陈玠等等，绝对听命于他，而且在地方行政以及军队等部门也安插亲信，执行旨意，控制地方。张居正要这样做，原因自然复杂，也不能排除私情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帝国体制方面的原因。因为张居正虽位尊首辅，但实际上却不能对现行制度做出重大修改，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没有立法权。不仅如此，即使在具体行政事务上，他往往也只能先用私人渠道，把自己的意见通知下面的亲信，再由这些亲信用公文的形式上达，然后张居正才可以堂而皇之地正式表态，提出处理意见，并用皇帝的名义向下面推行。以张居正为中心的这套非正式的网络，其效率之高，是本朝的行政机构所难以相比的。

因此，从体制的角度来看，张居正所用的手法，在本质上与后来的魏忠贤并无二致。他在内依凭皇帝的信任和权威，在外则广植亲信，自成体系，以避开行政系统的低效率及其干扰。这也是明代权臣首选的政治手法。至于对朝廷的影响，则要看具体的操作者本人如何了。

这并不是要替张居正说什么辩护词。事实上，张居正也确实做了不少传统权臣难免要做的事。他的两个儿子竟先后考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别人则自然要起疑心，怀疑张居正是否做了手脚。张居正在其父亲去世后，尽管再三要求“丁忧”回乡，但最后还是不得不遵照皇帝之旨，“夺情”留京，带孝理政。但在许多人看来，张居正是贪恋权位，不遵孝道。张居正回家省亲时，竟用了32人的大轿。尽管这是皇帝特许的，但不少人仍坚持认为，这种行为是有逾大臣身份的。更严重的，张居正在家乡的财产急剧增长，而仅靠他每年数百两白银的俸禄，是绝无可能做到这点的，这样也就难免别人有进一步的联想了。到张居正一死，这些都成为他罪行中的一部分。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首辅身后凄凉事

张居正死时，万历皇帝已是近20岁的青年了。在痛哭流涕之余，万历皇帝隐隐约约也感到了些许的轻松。那位令人敬畏的张先生终于走了。

平心而论，万历皇帝早年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他比他的父亲隆庆皇帝要聪颖得多。在母亲慈圣太后和张居正的督察之下，万历帝接受了长期而又严格的正统教育，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圣明的君主。尽管他偶尔也因醉酒、骑马等行为而受到太后和张居正的批评，但总的来讲，仍是个合乎传统道德标准的年轻皇帝。而且在即位初期，他也一直为自己有张居正这样的辅佐大臣而感到庆幸，并自然而然地在许多方面以张居正为榜样。

但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帝逐渐听到了不少他原先根本无法听到的言论。张居正的对立派开始试探性地放出风声，旁敲侧击地把张居正的所谓种种罪行揭露出来，丑化其形象。万历帝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原先那位令人敬佩的“张先生”的形象，已逐步在脑海中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人唯亲、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的奸臣形象。

冯保家产的籍没，似乎已使万历帝确信了外面对张居正的闲言。冯保官至司礼监秉笔太监，长期与万历帝生活在一起，深得宠信。他与张居正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冯保家中被抄出财物之多之精，大大出乎万历帝的意料。既然太监冯保尚且能积下如此财物，那么万历帝自然有理由相信，张居正的家产肯定是一笔天文数字。联想到张居正生前对他的那种“道貌岸然”式的严厉教育，以及由此而受的委屈和羞辱，万历帝当时的心境是不难想象的。他决定对张居正进行清算。

清算是逐步进行的。张居正首先被剥夺了生前所获的太师头衔，几个儿子的官职自然也被罢免。万历十二年（1584），万历帝决定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圣旨一到湖广，地方便立即派员封锁张府，任何人员不得出入，以等待钦差大臣前来查封。此举本是防止张家暗中转移财产，没想到钦差却姗姗来迟，以致张府中粮薪不济，饿死了不少人。

按本朝惯例，追没的财产应是张居正死时的全部家产。因此，其家族在张居正死后两年中的花销，自然要被追补，甚至还要加上可能被转移的那部分。这不仅给查抄带来了技术上的困难，而且也有很大的随意性。依万历皇帝等人最初的设想，张居正留下的家产应该是个大数目，没想到查抄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钦差大臣想当然地认为查抄数目远远不符合实际，便对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进行严刑逼供。张敬修最后被迫自杀身亡，而张家确实也交不出更多的财物，最后不了了之。张家的财产，后来被运到了北京，共110抬，并没有什么值得注目的珍品。不知万历帝过目之后有何感想，大概多少有点失望吧。

假如按张居正一年数百两白银的俸禄来计算，张居正的财产也不能算少。明初朱元璋确定的官员俸禄，本来就低，在后来的200余年中也基本上没有动过。官员如果只取俸禄，则连其基本的生计大概也难以维持。因此，绝大部分的官员，往往会在俸禄之外，另辟一些财源。只要不太过分，朝野也视之为合理。当然，也有例外，如海瑞就是典型。不过，能像海瑞那样吝啬地生活的上层官员，毕竟是少数，事实上明朝也只有他一个！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海瑞之所以这样做，主要也是为了博取政治名声。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官员看来，即使是圣贤先哲们，也主张“齐家”和“治国”并重，假如官做到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分上，还不如不做。这也就是人人都讲海瑞好但没有人愿意自己成为海瑞的原因。因此，在明朝后期的这种风气下，做了10年首辅的张居正，仅留下了这点财产，即使像要整他的万历帝之流，大概也觉得不能算是过分。

不过，既然抄了张居正的家，万历帝自然要给他安一个罪名。至于是什么罪名，似乎无关紧要，只要能证明万岁爷的明察就可以了。

在张府被抄四个月后，朝廷终于总结性地公布了张居正的罪状，大意是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专权乱政等等。本当剖棺戮户，仅仅是念其多年效劳，万历帝才加恩宽宥。张居正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之地充军，而对其老母则额外加恩，允许以空宅一所和田地一千亩予以赡养，以体现浩荡皇恩。

张居正及其时代就这样凄惨地结束了。许多人在事过境迁之后，尤其是在明末时局日益恶化之时，才纷纷想起了这位权臣的种种好处，甚至盼望大明朝还能再出一位像他那样的人物来扭转乾坤。可惜的是，大明朝没有也不可能再获得这样的机会了。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万历帝亲政

万历帝终于大权独揽了。

亲政以后的万历帝，也未尝不想有一番作为。他精神焕发，励精图治，俨然想成为一位臣民们理想的贤君。皇太后和张居正十余年的严格教育，此时对他仍有一定的影响。他对臣僚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亲自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互赠。他对于各种礼仪也颇为重视。早朝、经筵也十分讲究。他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诚意；同时，还策励臣工勤俭笃实。万历十三年（1585），万历帝为解决长期的旱灾，曾十分努力地去履行祈雨的礼仪。在干旱炎热中，他亲自步行去天坛祭天祈雨，同时也破例让京师的臣民亲眼目睹这位年轻万岁爷的天颜。亲政之后的短短几年中，万历帝曾四次外出祭祀祖陵，不辞辛苦。因此，当时许多人都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寄予厚望。

张居正死后，上层文官班子作了重大调整，很快就形成了以首辅申时行为首的新内阁。申时行与张居正共过事，深知张居正为何在死后会落得如此惨局的真正原因。因此，他吸取了教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一方面与皇帝保持良好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他也一改张居正严厉刚正的为政风格，扮演和事佬的角色，竭力维护文官集团的团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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