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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2页）

民悍则是陕北的另一大特点。这里地处西北，历来是民族交汇、融合之地。长期的民族融合，加之其他种种因素，养成了此地居民独特的民风。陕北人性格刚毅、凶悍、争强好斗，与中原汉民大不相同。他们往往会铤而走险，甚至揭竿而起。

除兵多、民悍之外，贫穷大概也是陕北的又一特点。且不说明代陕北的那些边缘地区，单就其中心地区黄土高原而言，其自然条件之差，经济水平之落后，也是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黄土高原高低不平，坡陡沟深。更严重的是，这里属半干旱地区，严重缺水。降水量本就不足，而黄土又蓄不住水。由于地形等方面的因素限制，凿井取水也十分不易。因此，即使是正常年份，这一地区的用水也十分吃紧，更不用说到了灾荒之年了。一旦老天几个月不下雨，则干旱必至，而饥荒也就接踵而来了。

除缺水外，这里的气候也很恶劣，其中最严重的是农作物生长期短。像怀远地区，阴历三月尚未解冻，到九月却已落雪。像米脂等地，也是“春当种而冻弗解，秋未收而霜已降”。这种气候是很不适合农业的。

深山巨壑、地瘠天寒、亢旱少雨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严重滞后。像延安地区，农民不知施肥、灌溉，甚至不壅不耕，因此生产效率很低，即使在丰收年份，亩产也不过数斗。农民极其贫困。

相对于农业而言，此地的工业和商业更是落后。此地民众，受传统影响，绝不轻易从事商业。而本地的手工业水平又极其落后，农作物不能制成货品，如有丝无绸，有棉无布，有毛皮而不能制成毯毡，即便像斧斤炉钟之类极简单之手工业，也要依靠外省人。因此，此地商业贸易全由外地人操纵，本地人只能低价销售原料，甘受外人的商业剥削，十分贫困。

像这样的地区，社会经济本已十分脆弱，只要稍有天灾人祸，便会不可收拾，历来就属于难治之地。如果朝廷能派遣得力官员前去抚治，做到政治清明、地方有序的话，则局面尚可勉强维持。但是，明末陕北的吏治却根本做不到这点。

陕北一带，地瘠民穷，交通不便，许多官员都把此地视作畏途，不肯赴任就职。那些在任的官员，也纷纷托关系、找路子，想方设法要调离。因此，明末陕北的许多州县，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缺官难补的问题。到了农民起义爆发后，这种情形则更加严重。崇祯二年（1629），延安、庆阳、平凉3府的州县官竟已缺额半数以上，却又迟迟补不上去。

从素质而言，陕北地方官也是每况愈下。在正德、嘉靖朝，陕北的地方官尚有不少是进士出身，但至万历朝时，这样的情形就不再存在了。此时的地方官，绝大多数是年老的岁贡或升任的教官，副榜的举人已不多见，进士出身的则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偶尔有进士出身的官员赴任，也往往如蜻蜓点水，速调他处。有人曾对万历、天启、崇祯3朝陕北宁州、安塞、延川、安定、安化、真宁等六州县官的出身作过统计，结果是该6州县130位州县官，只有5人是进士出身，而举人、贡生出身的却占95％以上。

这样的官员结构，是不利于吏治的。在明代，科举的身份是被十分看重的。像这些举人、贡生们都是多年场屋失意，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机会，才不得已而去补缺的。这些人年老力衰，日暮途穷，已没有什么进取的志向，因此多持得过且过的态度。事实上，朝廷对这些人也不甚重视，甚至会因他们的出身低微而歧视、排挤他们。而地方上的那些豪贾富室，也根本不把这些出身不高、威望不够的地方官放在眼里，照样我行我素，武断乡曲，违法犯禁。“官轻俗悍”的局面也就在所难免了。

既然没有晋升的机会，又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些被放逐到陕北的地方官们自然也就自暴自弃起来，贪污腐化，不问政事，也就是明末陕北地方官的普遍行为了。这对于本已地瘠民穷的陕北，自然是一种灾难。

不过，这仅仅是明末陕北多灾多难中的一面而已！明季的陕北，灾难不断，尤其以旱灾为最重。在万历朝48年间，陕北有记载的旱灾年份达25年。在天启朝，更是旱灾、蝗灾不断。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年年旱灾。如崇祯元年春夏，陕北滴雨未下，庄稼全被枯死。到了崇祯二年，旱情更加严重，延安、庆阳一带，便是灾情最重的地方。此年四月，有一位叫马懋才的陕北人给崇祯帝上了一疏，描述了陕北的惨状。

马懋才是陕北安塞县人，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他先后到过关外、贵州、湖广等地执行过公务，对各地惨状比较了解。但他认为，各地情形，“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即最惨烈的是陕北。其实际情形远远超出有些大臣所描述的那种“父弃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为食、采白石以充饥”之程度。他说：

“臣之家乡延安府自去年以来，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份，百姓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像粪糠皮，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勉强延以不死。到十月以后，蓬草已无，只得剥树皮充饥。榆树皮的味道稍好，所以百姓以此与其他树皮相杂而食，可稍缓其死。到年终树皮啃尽，百姓只得掘山中石块而食。石头性冷而且味腥，稍稍吃点便觉饱胀，几天后便腹胀下坠而死。那些不甘饿死的饥民，便开始相聚为盗，抢掠财物。政府也不能禁止。偶尔有被捉捕的饥民，也毫不在乎。他们称：饥饿而死与为盗而死都是死，与其坐而饿死，还不如为盗而死，因为做强盗而死，犹能做饱鬼！”

马懋才接着说：

“最可怜者，是在延安府安塞城西某处。此地每日必有弃婴数人，啼哭号泣，呼喊父母，甚至吃食粪土。到次日凌晨，这些弃婴已无一活者。而新弃者又至也。

更可怕的是，孩子以及孤身独行之人，只要一出城门，便无踪影。后来发现，城外之人以人骨为薪，煮人肉为食，才知原先失踪之孩童，都已被吃掉了。那些吃人的人，也于数日之后变得面目赤肿，燥热而死。因此，遍地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在县城之外，挖了几个大坑，每坑可埋数百人，被用来收拾骸骨。我到之时，已葬满三坑，而数里之外来不及掩葬者，又不知有多少了。小县尚且如此，大县则可想而知了。”

最后，马懋才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黎民百姓只能逃亡，成为饥民、流民，最终沦为盗贼。这就是秦中遍地是盗的原因！

据后来方志的叙述，崇祯朝初期，陕西几乎年年有大旱：

崇祯元年，全陕旱灾、霜灾，陕北尤重，人食蓬蒿。

二年，陕北又大旱，人相食。

三年，全陕旱灾，米脂县夏、秋颗粒无收。

四年，北起榆林，南至延安，大旱。

五年，陕北大饥，人相食，僵尸遍野。

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

饥荒之年，粮价飞涨。如崇祯二年陕北粮价每石4两，至三年米脂每石4两，府谷已涨至每石6两。崇祯四年，延安等地涨到每石6至7两，安定等地竟涨至每石12两。粮价居高不下，其危害十分严重，而拿饷银购粮的兵卒更是首当其冲了。

由于陕北驻有重兵，而本地却没有多少余粮可供军用，所以边军供应历来就是件头痛的事情。在早期，明政府通过屯田、民运等办法，尚能勉强维持。但至明中期以后，税制改革，屯田崩溃，朝廷改用饷银之制，即由政府拨银给边军，边军关饷后在当地购买粮食。这种供应制度很不稳定，受粮价波动的影响很大。

士卒每月拿到的饷银就那么多，如果粮价上涨，就购买不到足够的粮食充饥。陕北长期大旱，根本无粮供应军队，外地如无粮调运进去，军队即使有钱，也无处购粮。更何况自万历末年以来，朝廷把注意力放在东北，对西北军队无暇顾及，陕西诸镇长期欠饷，士卒根本关不到足额饷银，入不敷出。到天启年间，西北士卒已普遍陷入困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到了卖妻鬻子、变卖兵器的地步。

既然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军纪自然就要败坏，加上将吏的克扣、虐待，积怨日深，士兵们便开始思变了。聚众闹事、结伙溃逃便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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