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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2页）

第9章“独立”乌克兰的怪现状

奔向“独立”

对戈尔巴乔夫宣布的改革，乌克兰的态度有点不一样：这个共和国由全国公认比较得力的领导人谢尔比茨基领导，日子比较好过，并没有率先大肆宣告变革开始。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首先必须完善国家经济发展的这种相当成熟的必要性，在实行起来时居然会成为威胁到苏联存在的整个政治基础的一颗地雷。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关于“欧洲大家庭”的理想，不过被看成是向他所青睐的西方在努力表现一下自己罢了。

形形色色在改革口号下追求分离主义、民族主义、反苏目的的运动、阵线，长期以来在乌克兰未得到广泛支持（乌克兰西部加里西亚各州除外）。

然而其他一些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阿拉木图、费尔干纳、杜尚别）发生的事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充当“教师爷”的密使们的定期来访，使当时还不敢公开发表言论的“独立斗士”们深受鼓舞。在此之前，所有这些运动还都披着拥护改革的外衣。

甚至当时已经成立的、最具影响力的组织“鲁赫”（乌克兰人民改革运动）在其纲领中也声称，它是“全民赞同和支持由革命的、创造性的党所发动的改革的体现”，是“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联盟的新形式”等等。

应该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基辅还是在大多数州，“鲁赫”都没得到官方承认：人们知道那是些什么样的人搞到了一起。给“鲁赫”发放通行证的正是那位改革的总头头。

戈尔巴乔夫在参加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解除谢尔比茨基中央第一书记的全会（1989年9月份）之后，在街上与“鲁赫”领导人相遇，这些人向他告状，说不许他们登记注册。鲁赫分子把他吹捧了一通，说是如何如何爱他，如何如何尊敬他，戈尔巴乔夫听完之后，“建议”不要为自己这批新冒出来的拥护者在登记注册问题上设置障碍。站在一旁的谢尔比茨基只能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在苏共中央工作时对谢尔比茨基深有了解。他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而我是负责经济事务的中央书记，我喜欢这个稳健的、具有不屈不挠性格和坚定信念的人。

关于这个人可以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但我只想谈其中的两件。1986年5月份，当政治局讨论反酗酒政策决议草案时，他所持有的是相当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在他看来，提出这个草案的害处要比好处多。但是很遗憾，他和与他持有类似看法的人，其中也包括笔者，都是属于少数派，“不理解时代的呼唤”。

他不喜欢廉价的民众主义——领导人搞所谓“深入民间”那一套。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谓出色。正如所见，正是他把通行证发给了那些毁灭乌克兰的人。有一个事实为例：谢尔比茨基曾跟我一道奉派出席罗马尼亚举行的一次党代会。当齐奥塞斯库作报告时，听众起立达60次，向报告人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当我们同机回国时，谢尔比茨基在飞机上对我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参加过这次代表大会后心情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有种感觉，觉得离开他往回飞的时候，浑身上下好像都沾满了臭狗屎！”

所以他在街上看到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才叹气。

就这样，又一个觊觎政权、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人民的魔鬼，从瓶子里被放了出来—那就是把乌克兰从苏联分裂出去，为班杰拉分子恢复名誉的路线。

“鲁赫”正式登记之后，各式各样的政党和运动有如魔鬼，纷纷出笼，它们无一例外，全是现存制度的反对派。不过，当时它们还只是刚刚在基辅知识界和乌克兰西部各州诞生。

虽然“鲁赫”也极力想在国内的工业区和农业高度发达的东部地区建立分部和支部，但对冶金工人、矿工，还有普通的庄稼人而言，他们的许多口号都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鲁赫分子决定对“莫斯科佬”的堡垒进行“改造”。成千上万“自由”“独立”的“鼓动家”打着纪念扎波罗什哥萨克500周年的口号，乘坐火车和汽车，涌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什州、赫尔松州的城市和乡村，为首的便是“鲁赫”领导人。

这些身穿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制服的不速之客搞了上千人的游行，他们手举神幡，还有这里从未见过的班杰拉、舒赫维奇、彼得留拉的肖像，唱着民族主义赞歌，闹得老百姓莫名其妙地问：这都是些什么人？干嘛跑到这里来？闹到最后，群众大会也好，“结盟会见”也好，所有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村里的人更干脆，把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全赶跑了。

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乌克兰东部的人似乎对西部人说的话听不太懂：这种话倒也似乎也是本族语，可就是里头有不少词，不少短语和重音，都是乌克兰西部被奥匈帝国和贵族制波兰占领的一百来年中从国外传入的。顺便说一句，当你看到乌克兰电视时便会发现，现在的乌克兰语同科沃罗达、舍甫琴柯、科秋宾斯基、贡恰尔、特奇纳、奥列伊尼克等这些公认的文学巨匠的语言已经有了多大的不同。

而且还不得不承认，在东部，“班杰拉分子”一词始终都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词。上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由当地向西部地区派出了数万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无党派人士，去建立村苏维埃、集体农庄、民警机构，去当教师和医生。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受尽折磨，躺在棺材里被运回了自己原来的城市或乡村。从那时开始，乌克兰所有的政治事件中，便出现了公开或不公开的反抗的影子。遗憾的是，煽起反目、号召从莫斯科“指挥棒”下解放出来，脱离苏联（请看，这一切不是都被戈尔巴乔夫自作多情、引以为荣的多元论证实了吗？），先取得经济独立，继而是政治独立——所有这一切，均未被苏联宪法、已经通过的各项法令和刑法所制止。地方各级党委警告说，局势发展下去非常危险，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却认为这是对改革怠工，是危言耸听，等等。

政治不稳定，破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人们又本着“越糟越好”的原则行事，展开了目标明确的行动，造成经济状况逐渐恶化。在此背景下，社会上的蛊惑宣传便被相当广泛的群众所接受。

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筹备期间和大选期间。此前，反对所谓“各种特权”和反对把意见强加给公众的斗争已经具有广泛规模（众所周知，这里少不了叶利钦的功劳），而享受特权的全是“党的机关干部”。这里还要加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著名的提议，即“你们自下而上地整他们，我们自上而下地整他们”。党的基层干部是为党干活的马儿，可是区委也好，市委也好，都被认为是改革的怠工者。先是《真理报》，接下来由于有雅科夫列夫撑腰，又有《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文化报》等（此前它们从来没有对党组织唱过反调），开始向所有的干部展开攻击，说他们“怀念勃列日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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