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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七日，摄政王多尔衮以大兵日久劳苦，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及洪承畴前往替代驻守江南。十月十五日，多铎班师还京。顺治皇帝亲率诸王贝勒、文武群臣到南郊迎接，并赐金五千两、银五万两，又加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

从清军入关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打垮了李自成数十万大军，推翻了腐朽的南明政权，统一了整个北方和江南地区，进展神速如霆击飚举，战功显赫令人心惊目眩，在中国历代统一战争中可谓罕有其匹！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摄政王多尔衮的善于审时度势、博采众议，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果断的决策，是主要原因。对清王朝而言，多尔衮居功至伟。

太后下嫁（4）

可惜这位具有杰出政治和军事才能的摄政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竟在胜利之际，不听任何劝阻，悍然发布了剃发令！这本来是由他因认识到不顺民情而自责、而下令停止推行的法令，却又由他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形式布告天下：凡“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入关之初，多尔衮为了安置大批满洲贵族官兵，发布过圈地令，发布过强迫汉人投充旗下的投充法以及防止投充汉人逃跑的严酷的逃人法，历史上称之为清初三大弊政。平心而论，前者对于征服者的满洲贵族而言，势在必行，后两法也是满族当时所处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且跑马圈地主要在京畿地区，波及山东等邻省，投充为奴的汉人在全国范围内终究是少数，所以这三大弊政还是局部性的弊。剃发令就不同了，它关系着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整个汉民族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家庭！这道侮辱人格、损害民族感情的法令，理所当然地要激起广大汉民百姓的反抗。

事实正是如此，随着剃发令的下达，本来已经帖然归附的江南，顿时斩木揭竿，纷然四起，杀官披甲，奋起反抗，安徽、山东、江西、湖北、陕西、甘肃等地，都因此而掀起了抗清斗争的汹涌怒潮。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大顺、大西等农民军与南明永历朝廷联合抗清，形成了以南方为主的全国性的抗清高潮。

入关初，只用了短短一年完成的统一大业、大好形势，就这样毁于一旦，再次统一全国，又花了整整十七年！这十七年间，清朝劳师糜饷，战事连年，给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多尔衮，失却了他素来的明睿，不但不能预见这些弊政的严重后患，也收起了入关之初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风度，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民族高压政策，竟然在朝廷下令说：“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奏本不许封进！”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权力集中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必然趋势。勋劳日著、地位日崇、威望日高的多尔衮也不出此例。由于入关大战，他和他的同胞兄弟阿济格、多铎，已掌握了两白和正蓝三旗，又对两黄旗进行分化拉拢，以致两黄旗大臣纷纷投靠多尔衮。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八月，他借故罢济尔哈朗辅政，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他又以微罪为口实，将平定山东、四川，镇压大西军，射杀张献忠有大功劳的肃亲王豪格监禁致死，最终除去了自己的最大政敌。

从努尔哈赤起兵，为帝业东征西杀开始，爱新觉罗氏家族同中国历史上无数皇族一样，在奋斗的过程中，充满了骨肉相残的血腥气。多尔衮借刀杀豪格，不是第一件，也决不是最后一件。政治斗争本身所具有的残酷性，也是客观规律。

顺治帝福临即位的最初几年，还是个幼童，再聪明也无法过问朝政。接受群臣朝拜，举行各种大典，他都只不过是个傀儡，是个象征。一切军国大事，由摄政王掌管。摄政王自然也须向小皇帝奏事，表示对皇帝至尊的承认，其实也是在向小皇帝的母亲两宫皇太后奏事。这时的摄政王对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可说是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摄政王凡有所请，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无不允准。一些朝廷大臣的尊崇摄政王的提议奏疏，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想巴结多尔衮，还是他们受多尔衮暗示所托，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也都一概同意，并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书，不断给多尔衮加尊号，为多尔衮歌功颂德。

宫中的这些举措，在开始的时候，是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所谓心甘情愿；后来就成为不得已了。因为宫中的母子们只有富贵而没有权势，他们的存在，只能仰仗摄政王。好在多尔衮与布木布泰的情分一直不薄，以他们两人的特殊身份，彼此支持、互相配合，使得顺治初年的清朝统治集团能够基本上维持稳定团结和进取精神。

入关之前，多尔衮与布木布泰或许已经有了娶嫁之约。但入主中原以后，战事频繁，国政丛集，一时难以顾及；而且布木布泰作为天下之母，出嫁不能不格外慎重；而多尔衮因君臣之分的限制，也不能不有所顾虑。自然，他们因国事、因皇帝的教养、因自己的私情经常来往，当时也不会在满蒙八旗中引起什么非议。因为就亲族关系而言，布木布泰是寡嫂，多尔衮是小叔，按满蒙习俗原有婚姻之分。此时满洲是新来的统治者，威焰正盛，处于奴才地位的汉臣汉人，谁敢议论皇族的家事，谁敢对满洲的习俗说半个不字！

但情况正在变化，敏锐的布木布泰感到，越来越不对头了。

不错，她支持多尔衮集中大权于一身，为的是处于复杂而又变化剧烈形势下的大清朝廷，能够迅速适应变化、迅速作出正确的反应和决策，她相信他的明智和才干。多尔衮打击豪格并监禁致死，她也不曾反对，因为皇长子豪格是对她的儿子皇九子福临帝位的潜在威胁，除去豪格也是除去一个后患。

但另一个威胁的阴影却笼罩到福临头上，更大也更现实。这威胁来自她所信赖和亲近的多尔衮。多尔衮的举动越来越出格，布木布泰的不安日益强烈。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因清军攻占南京，叙功，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济尔哈朗于是提议说：皇叔父代天摄政，赏罚等同于朝廷，因此必须加礼，开了诸王大臣对多尔衮行跪拜礼的先例，以后便形成了制度。

太后下嫁（5）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五月，多尔衮借口处理紧急军情需要，竟将贮存在紫禁城宫中的皇帝专用印信兵符，取回他的睿王府贮存使用。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年底，新年朝贺大典即将来临，多铎领受多尔衮的示意，联合济尔哈朗上奏，说多尔衮因有风疾，不胜跪拜，请免去君前行礼。十岁的顺治皇帝当然照准。但，普天之下，什么人能在天子面前不跪不拜？为什么多尔衮不愿在他已经跪拜了五年的小皇帝面前继续跪拜了呢？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是多尔衮在朝廷里威风大发的一年。这年三月，摄政王以包庇部下冒功之名，将刚从四川凯旋而归的肃亲王豪格议罪削爵，下了大狱。随后又算老账，指责济尔哈朗当初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豪格的私议，将去年已经罢了辅政的郑亲王降为郡王。

这一切，表明这位皇叔父的野心正在日益膨胀，摄政王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

但是促使布木布泰下最后决心的，却是一条由她的耳目私下传递，却又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多尔衮卧病时，曾对他的心腹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我哪里会得病呢？”

这句话的中心是“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不过是个陪衬。他若真的达到了做皇帝的目的，皇储未必还属于福临。

情势极其危急，母子们的前途顿时变得凶吉难卜，恐怕是凶多吉少。

布木布泰与多尔衮私会时，也探过他的口气，但这样的篡夺大事，又与布木布泰休戚相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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