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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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部分（第1页）

校夜叙。予亦随众学习，然常预撰演辞，颇以为苦。任公教我，不必自撰，但取他人之演辞，或一篇论说，即作自己演出，便是极好之演辞。此是训练时期，固不以雷同剿说为嫌也。予于是得大解脱，皆任公之教也。任公居东京，然常来往于横滨，或流连于大同学校者累日，叙谈常至夜分。一夕偶动抹牌之兴，时麻雀未行，惟有天九，顾深夜何处得牌？任视案头，曰得之矣。盖予适有卡片一盒，任公即反用底面，以墨笔圈成天地人鹅，相与为戏。予已早睡，晨起视之，则名卡已成天九矣。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大隈伯邀大同学校诸君观礼，并在其花园开园游会。予亦随众赴会，花园离大学不远，入园后，见有立式宴会之旗帜，随风荡漾。予固不识其何意，同行者亦梦梦也。既而见日人纷纷持杯碟刀叉，大嚼大咽。予等窃笑之，以为其饕餮若此也。时李盛铎为日本公使，与任公有旧，相与絮谈，亦不及饮食。柏原文太郎与康门甚稔，乃特设椅桌，招待梁李。而引予等至餐所，请取携自便，然此际已杯盘狼藉，所余残炙，掇拾些碎，几至枵腹而归。惟有相视而笑，自怨自艾。以任公之见闻，尚不解此，我辈寡陋更何足怪耶！

《万木草堂忆旧》

梁任公之官生活

梁任公先生在民八游欧以前，勇于议政，为一对于政治生活极有兴趣之人，然其个人之从政历史则极短促。前清时，以举人随康有为后论事，得光绪帝之信任，仅获六品虚衔而止，尚不能如谭嗣同、杨锐等之晋为军机章京（彼时之军机章京，地位大约如今日之行政院参事）。宣统三年袁世凯组阁，曾使人赴日本征梁氏返京，将以为学部副大臣（大臣为唐景崇），梁氏力辞。直至民国成立之第二年，熊希龄组阁，梁始出为司法总长，包办熊阁之一切重要文告。且书生从政，结习未除，赶撰法规，一一公表，故熊阁一时有“条例内阁”之称，而事实上固无一事能办通也。熊阁倒，梁亦去。民国六年，乃以马厂起义功，参加段祺瑞内阁，任财政总长，为段氏取“火中之栗”，所谓“西原借款”，经任公之手以签约者前后达二千余万元，时论颇不之谅。梁氏乃具状坚词请去。中有语曰：“神明内疚，清议外惭”，盖深有悔心矣。

经此两度试验，梁氏痛感官僚生活之为非人生活，民八游欧归国后，遂绝口不谈政治。他人从政，多起自下吏，叙其官历必有一连串不同之官衔，而任公无之，其毕生之官僚历史，仅此两个总长及币制局总裁而已。

《辰子说林》

第五册梁启超（1876—1929）（3）

梁启超之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努力史学，晚年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作补充，在史学上均有相当之地位，娓娓之度，极便览观。其门人姚名达跋云：“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部，新会梁任公先生讲述，其门人周传儒、姚名达笔记为文，都十一万余言，所以补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不逮，阐其新解，以启发后学专精史学者也。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业于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是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十五年十月六日，讲座复开，每周二小时，绵延以至于十六年五月底。扶病登坛，无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记，编为讲义，载于《清华周刊》即斯编也。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业，编至《合传及其做法》而止。名达遂继其后，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编成《年谱及其做法》、《专传的做法》二章。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编成《孔子传的做法》以后诸篇，全讲始告成文。经先生校阅，卒为定本。是秋以后，先生弱不能耐劳，后学不复得闻高论，而斯讲遂成绝响！”述此书编撰之经过，而启超热心斯学之精神，亦足见其梗概。惟记录之稿，盖尚有启超校改未尽者。如本书第五章《年谱及其做法》中《年谱的体例》节有云：“曾国藩是事业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没有事业，单有文章，他可以入《文苑传》。我们很希望他的年谱纪载他的文章诗句或诗文的篇目。现行的《曾文正公年谱》，我嫌他载官样的文章太多，载信札和别的文太少。好文章尽多著，如《李恕谷墓志铭》、《昭忠祠记》等，应该多录，却未注意。”论颇有识，而曾国藩何尝为李？＋作墓志铭？启超讲演时，或指国藩所撰李续宾或李续宜神道碑铭而言，“续”“恕”音近，记者偶失之。而启超校阅，未及改正耳。（坊间尝有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其晚年讲稿而印行于身后者，与其《清代学术概论》［本名《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范围略同，而资料及组织有异。发行未久远，即被禁止，以未得启超家人同意，而私行印售也。）

《凌霄一士随笔》卷6

任公经纶

新会梁任公启超，文章学识，是清末民初第一流。风神超越，骨格灵秀，为五十年来一奇特人物，是文化界人所公认。不容讳言，他在戊戌政变因其时为万木草堂弟子，与南海康有为亦步亦趋，同为保皇维新的中坚分子。但后来亡命日本，获识国父孙中山先生后，所以师生的志趣大异，因此在民国，也有不朽的功绩。可是一般民众决计不知任公尚有财政的经纶，兹述以告世人。当民二孙宝琦代阁时，任公曾任币制局总裁，由徐恩元副之。民六，段祺瑞讨平张勋之乱后，河间继位，特派任公为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不过因国库匮乏，以致无展施其经济策略，未及一年，退而著述讲学，以至殂殁。综其生平功绩，当以讨袁伐张两事，均为再造共和，确是最大。在袁谋称帝之时，料知任公文章必可左右国人的视听。曾托人以十万元送至天津与梁，求其不再发表关于帝制之言论而已，犹不敢强其就范，任公倦允而拒礼。迨袁将登极之前周，天津《大公报》忽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洋洋洒洒，几近万言，揭载篇首。其中痛斥国体已经人民公认共和政治，是任何人所不能变更。并诫袁勿以戊戌手段再来谋纂，气充词沛，辞正义严。此论刊出之日，感动人心，《大公报》销售一罄，馆无存报。筹安诸丑以报示袁，项城见之大怒，即遣使至津，谋以杀梁。不意任公先一日，东渡赴日，嗣即绕沪南下，匿炉锅间，伪充煤夫而免。盖亦险矣。至于马厂誓师，亦任公几番陈词而发。当张逆在京发动复辟，讯传至津，众意属望于合肥段氏。而段顾虑可用之兵，仅马厂李长泰一师，意犹未决。任公偕汤化龙谒段，坚决以讨袁前例为喻，当时可用之兵，亦仅川滇两部，而松波卒告成功。段始决定视师，商由鲁督田中玉监视徐州定武军动静，义旗北指，未及一周迅速歼灭。兹两事均有关国统，不易为之。任公均参与其役，特附纪以告读者。

《圜府琐记》

梁任公与德富苏峰

偶读德富苏峰之《中国漫游记》，为民国六年事，中述在北京与梁任公之会晤，情词款洽，若有筋脉之可通者。任公时已有“中国之德富苏峰”之称，苏峰则自谦曰：“实应呼我为‘日本的梁启超’也。”

以资望言，任公似犹稍弱，若以才气与实学言，苏峰岂任公之比？苏峰早年文字颇为坚实而发扬民气，叫号爱国，不失为论坛正价之文，然其人实无深学，及其髦也，文流于滑，日日为《双宜庄漫言》刊于报纸，不知所云，对侵华及进攻英美诸问题，所发表之意见皆支离乖谬，而文字沉闷，不足引人，视数十年前之短简警策若出二手（《新民丛报》时代，任公为文屡引其语，动辄曰苏峰生如何如何，颇极响往之诚）。谓任公为“中国之德富苏峰”固为贬损，谓苏峰为“日本之梁启超”，亦未见其似也。

《辰子说林》

梁启超吼住龙济光

民五云南起义，推翻洪宪，主持之者，虽为唐继尧、蔡锷，而策动之者，实为梁启超。梁自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后，即化装由津搭某外轮，匿煤仓中，经越南入滇。旋组织军务院，梁任六总裁之一。时龙济光尚雄据粤东，效忠袁氏，梁遣门徒汤觉顿等赴粤，劝龙反袁，被龙刺死海珠。梁得耗，悲愤填膺，亟欲亲赴广州说龙，左右力阻，不听，唐继尧欲遣兵随之，梁亦峻拒，乃单身由肇庆乘一小轮入粤。龙闻梁且至，大为惊愕，佯表欢迎，阴欲杀之。梁至，径赴督署，龙立召集军事会议，意欲以杀梁之谋，委之军事会议。梁入会议室，见卫士满布，荷枪实弹，与会军官，亦各握手枪，形色愠怒。梁知今日为生死关头，乃竭尽平生气力，狂吼一声，顿令全场震慑。梁遂亢声演说，力言帝制不可为，由世界大势，迄中国人心，一一剖析，断言袁氏必败。初演说半小时时，全场紧张形色，即告松弛；一小时时，众皆窃窃称是；迄一小时半演说毕，龙及与会军官，皆鼓掌欢呼，并与梁握手示敬意。于是龙氏决易帜反袁，粤局遂定矣。此为梁氏民十一过汉时亲语予，并谓当时不知何来此洪大气力，事后思之，颇以为异云云。夫梁以文弱书生，身入险境，竟能一吼而使如许武夫，为之心悦诚服，方之郭令公单骑见回纥，殊未遑多让！此殆所谓浩气夺人也耶？

《绮情楼杂记》

第五册谭嗣同（1865—1898）（1）

谭嗣同，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性任侠，善文章，甲午战后力倡西学。捐赀为江苏知府，戊戌变法时为四品军机章京，变法失败后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仁学》。

谭嗣同其人其事

谭嗣同，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于清同治四年二月，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为中国宪法而流血者，其第一人也。

复生，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幼失母，为父妾所虐，故操心危而虑患深，智慧反因以日增。五岁受书，即审四声，十五为诗文，斐然可观。好任侠，喜剑术，悲歌慷慨，绝异寻常人。从同邑孝廉涂舜臣游，为文益进。其六兄赴陕西父任，赋诗赠之曰：“一曲阳关意外声，青枫浦口送兄行。频将双泪溪边洒，流到长江载远征。潇潇连夜雨声多，一曲骊歌唤奈何？我愿将身化明月，照君车马度关河。”以弱龄之人，吐此等警语，无怪乎长老咸为击节。

同母兄嗣襄亦有慧才，病殁台湾，复生哀之恸，题其墓石云：“恨血千年，秋后愁闻唱诗鬼。空山片石，苍然如待表阡人。”又题文天祥之雨琴句云：“阴沈沈，雨寂寂，芭蕉雨声何急，打入报臣心，抱琴不敢泣！”某年与兄同舟涉江，风大作，浪高于舟数尺，舟人大恐，兄弟相视而笑，因口占两绝云：“波揉浪簸一舟轻，呼吸之间辨死生。十二年来无此险，布帆重挂武昌城。白浪舡头聒旱雷，逆风犹自片帆开。他年击楫浑闲事，曾向中流炼胆来。”其造句悲愤，奇崛，往往如此，其能为国家一大壮烈牺牲者，固早蕴藏于文字间矣。

自甲午战败后，益发奋于新学，时康南海方创设强学会于京沪，复生自湘游京师请谒，称私淑弟子。又与新会梁任公订交，自是学益进而名益高，激昂慷慨以论天下事，海内志士，闻其言论，仰其丰采，莫不尊而慕之。以父命纳赀为江苏候补知府，需次南京者一年，闭户读书，于是冥采孔佛，会通贤哲，参衍南海之学说，而著《仁学》，以大无畏之精神，阐明微言大义，以期挽世运而救众生，其冲破礼教藩篱，尤多精奇语，足使腐儒顽夫，闻之咋舌惊走。

未几，弃官归湖南，襄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设南学会，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故湖南风气大开，新政日隆，以一省之地，足为全国楷模，复生之功为最焉。迨至国是之诏下，经学士徐致靖之保荐，被征，奏对称旨，德宗特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新政，时称军机四卿，几与宰相之职权相等。自此四卿用事，而南海之意见，即易达上听，西后及顽固之诸王大臣，则嫉之更甚。

戊戌政变未作前，形势日渐危亟，复生径至袁世凯私邸，而告以天津阅兵之密谋，并力劝世凯设法救皇上，世凯慨然以允。然而，不久即有垂帘之诏，大事遂不可为矣。复生密语其友梁任公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遂坚卧不出门，以待缇骑之来也。时有日本志士数人，欲护其东游，苦口劝行，复生曰：“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系狱后，有题壁一绝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八月十三日斩于市，年三十有三。就义时，神色不少变，观者万人，俱为悲叹。监斩官为军机大臣刚毅，复生顾谓之曰：“吾有一言。”刚毅疾走不听，乃从俯首就戮，同时死者共六人，世称戊戌六君子。

《同光风云录》上篇

其二

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生平兀傲自喜，不受世俗束缚。幼好词章，兼耽释典，所著《仁学》一书，自谓合儒释为一，文字在庄、列、老、墨上。梁启超初至湖南，与嗣同友善，引之以见康有为，称有为所上封事，为国朝二百六十年所无，其心为支那四万万人请命，遂折节事之。有为既向用，嗣同亦以陈宝箴荐，擢四品卿，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入军机参预新政，分班值日，拟谕旨，批答章奏。是时言路大开，有为阴持朝局，结党以倾旧臣。湖南举人曾廉劾有为觊觎非常，大有教皇中国之意，上孔子以开化教主神圣明王徽号，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苏。嗣同见疏大愤，拟旨诛廉。上曰：“甫诏求言，而遽杀人以逞，非所以服天下也。”不许，乃逐条批驳廉疏，约四卿联名，保有为忠直无他。

其父继洵，方巡抚湖北，年七十矣，知嗣同必以躁进贾祸，一月三致书，促之归者。嗣同报父书，言老夫昏髦，不足与谋天下事，闻者无不怪骇。有为谋召外兵，实嗣同阴为之主，事觉伏诛，继洵亦坐是废弃。梁启超携其所著书，曰《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一卷、《思纬吉凶台短书》一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馆从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逃入日本，拟辑为《浏阳谭氏书》未成。

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色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毅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戊戌履霜录》卷4

其三

甲午之役东挫于日，乃倡新学图变法以救亡。与诸同志立强学会于北京、上海，士气大振。无何，以父命就官知府，候补金陵，则闭户读书，未一接俗吏。金陵有杨文会者，邃于佛学，与往来甚密。因博鉴教乘，探其蕴奥，证以孔氏大同太平之旨，恍然曰：“东西圣人岂相远哉！”遂成《仁学》一书。会陈宝箴巡抚湖南，丁酉六月，黄遵宪为湖南按察使。八月，徐仁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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