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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第二部分二陈婚事（2）

陈家虽是富家，但陈其美奔走革命，陈其采服官外省，仅陈其业留守桑梓，收入微薄，三世同堂，一大家人口，只得事事节俭，朱明在家时养尊处优，现在到陈家，多有不适。但她毫无怨言，尊敬长辈，爱护弟妹，使二十多人的大家庭融融一堂，实在难得。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为袁世凯通缉，生活多有困难。朱明曾典卖首饰物品，以资革命。护法期间，陈果夫在上海开展工作，朱明“尝津津乐道曾亲与秘密传讯等任务，意气甚豪，不让须眉”，特别是对陈果夫的照顾更是细致入微。陈果夫体弱多病，长年偃病床褥，朱明服侍汤药，更换衣被，“数十年如一日，未尝假手于人”。陈果夫每每提起夫人，总是充满恩爱与感激之情。

如果说陈果夫的婚姻基本上是传统的模式，那么陈立夫的婚姻则在旧式传统中点缀了些新时代的色彩。

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十分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当时在湖州有声望有地位的只有两家，一是陈家陈其业，一是孙家孙蓉江，孙蓉江从事典当业，家中十分殷富，与陈其业一样，也热心公众事务。因此，乡里间有婚丧嫁娶等事，总是请他们两位作执事先生，家庭、邻里出现纠纷，人们也总是听他们一句话，便烟消火熄。

陈、孙二人在为地方办事过程中，相互信任，同心协力，处理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办成了一件又一件大事，二人关系越来越好，成为莫逆之交。孙蓉江有一女儿叫孙禄卿，与陈立夫年龄相当，生得文文静静，知书达礼，陈其业很喜欢这个侄女，便提出与孙蓉江结为儿女亲家。孙蓉江常在陈家走动，也很喜欢长得机灵清秀的陈立夫，于是满口答应。这样，陈立夫与孙禄卿的婚事便在陈立夫13岁时由父母之命定了下来。

孙禄卿为孙蓉江次女，生于1900年，与陈立夫同庚。孙禄卿从小喜欢画画，而且在绘画方面颇具天资，几岁时画的作品，就能抓住所画对象的特征，反映事物的内在美，一时为乡里称奇。孙蓉江对女儿的爱好不但不压制，而且为其创造条件，让女儿发展自己的特长。他曾带女儿去拜名画家王一亭先生为师，在王先生指导下，孙禄卿专攻山水画，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陈立夫虽然知道孙禄卿其人，但也仅仅是在乡间亲友举行的婚宴上远远望见孙蓉江带着他的女儿出席宴会而已。他感觉女孩生得文静，颇有大家闺秀的气质，现在双方父母撮合，陈立夫也表示愿意，但双方一直没有晤面交谈。

直到1923年夏天，陈立夫要到美国深造，才有机会与孙禄卿见面，此时，孙禄卿已考入上海美专学习。为陈立夫出国饯行，亲友们举行送别宴会，孙禄卿也赶来为陈送行。在一处名叫沈氏义庄的私家花园里，陈立夫与孙禄卿第一次见面。当时，两人都已20多岁，且已读了大学，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然而，传统礼教的约束仍像一堵无形的墙，将两颗跳动的青春之心隔开，两人仅说了些礼节性的客气话而已。虽然如此，这次见面使两人都平添了对对方的深深爱意，“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陈立夫在美国留学两年，二人便是锦书相连，鱼雁不断。有时，孙禄卿给陈立夫信中，如觉意犹未尽，总要拿起墨笔，在素笺上勾上几笔，或是疏影横斜，或是晓莺残月，流露出淡淡的离愁。而陈立夫给孙禄卿的信，则是一手漂亮的书法，裹夹着一份真情。

1925年，当陈立夫从美国回来，风度翩翩地出现在上海滩时，孙禄卿已从上海美专毕业，成为小有名气的青年女画家。一个是刚刚学成归国的青年学子，一个是多年苦练丹青的画坛新秀，真可谓工、艺交辉，智、慧双修。本来，当年便可喜结良缘，但陈立夫又到广州去投奔蒋介石，参与北伐战争，把婚期耽误下来。

好事多磨，直到　1926年冬，当北伐军占领江西全省、取得歼灭孙传芳主力的重大胜利后，陈立夫才脱下戎装，化装成商人模样，来到上海，与孙禄卿正式结婚。

对于弟弟的婚事，陈果夫一直十分关心，主持婚礼当然责无旁贷。正在广州的陈果夫丢下公务，秘密来到上海，帮助陈立夫筹办婚事。婚礼那天，陈果夫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为了安全的缘故，婚礼在上海英租界盆汤弄平安旅馆举行，而且只请了少数至亲好友参加。

有情人终成眷属，陈立夫与孙禄卿内心充满了无限幸福。婚礼上，孙禄卿一时动情，拿起笔来，泼墨作画。很快，一幅“桃柳蜜蜂图”出现在众人眼前。画上桃花盛开，柳叶吐翠，几只蜜蜂穿绕花间，在香馨的陶醉中辛勤采蜜。这无字的诗、有声的画，赢得大家一阵喝彩。此情此景，使主持婚礼的陈果夫也十分激动。

他走上前来，望着画沉思一下，便欣然命笔，为孙禄卿画题词：“桃红柳绿含春意，从此相亲蜜蜜甜”。以此来祝贺弟弟与弟媳新婚幸福，白头偕老。诗情画意，跃然纸上，赢得众人又一阵喝彩。弟媳作画，兄长题词，成为一时的佳话。

陈立夫与孙禄卿婚后相敬相爱，一个聪颖娴静，一个多才多艺，确是天生一对。

但两人的性格、志趣、爱好也不尽相同，他们却能爱其所同，敬其所异，携手共度人生。

陈立夫政务繁忙，早出晚归，无暇顾及家庭，孙禄卿则牺牲一些自己作画的时间，尽力执掌好家务，管教好子女，让陈立夫一心致力于公务。

孙禄卿是学美术的，家中一切都要合乎美的标准，家中布置，如客厅沙发、卧室家具、窗帘色彩等，她都要亲自动手、摆放得很协调。厨房里，锅碗瓢盆井然有序，箱柜中，衣饰器物都有定位，一切以美观第一。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一切讲求实用，主张实用第一。但陈立夫尊重夫人的理念，家中一切陈列摆设从不过问，任其妻发挥爱好和所学。

第二部分二陈婚事（3）

性格方面，陈立夫较平和，孙禄卿较急躁。在家庭中，如果出现意见相左时，陈立夫从不当场反对，直到晚上就寝时，才作心平气和的陈述，尽量使双方意见达成一致。有时管教子女，两人方法不尽相同，但都不当场反对对方，如此一来，也能使子女看到父母修养的榜样。

经济上，钱物全由孙禄卿执掌，两人共用一个银行户头，都可随意取款，而都不怀疑对方之用途。陈立夫喜欢用钱，只要有钱带在身边，常会花光；而孙禄卿用钱谨慎，没有随便花钱的习惯，但她从不指责陈立夫随便花钱。

正因为如此，陈立夫与孙禄卿才真正做到了相敬如宾，两心如一，共同度过六十年的岁月。

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俩的婚姻情调虽各不同，但都是幸福的。他们在婚后，各自组织了自己的家庭，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能相亲相爱，并始终如一，白头偕老。二陈在私生活方面都十分严谨，既不寻花问柳，也不移情他恋，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僚中是不多见的。而朱明与孙禄卿都能很好地操持家务，照顾丈夫，教养子女，并从不干预丈夫的政务。他们的丈夫都是国民党的高官显贵，而她们却都默默无闻，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僚家庭中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部分“孤臣孽子”（1）

陈立夫到达广州的时候，正值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面目出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委，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人物，为各方所注目。但也就在蒋介石权力不断上升的时候，他开始日益处于各种矛盾的包围之中。首先，蒋介石压制工农运动，排斥共产党人，与共产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蒋介石独断专行，与苏联顾问的矛盾也日益显露；另外，蒋介石争权夺利，与汪精卫的矛盾不断加深，与其他各军的矛盾也日益不可调合。这些，都使蒋介石感到进退维谷，惶惶不可终日，他处心积虑，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

对于蒋介石的焦急心情，陈立夫深深理解，作为机要秘书，他也在想办法，希望为他的主子分忧解难。但一时又拿不出好的主意，只能说些劝解的话，以宽慰蒋介石的心。

1926年初，在军费分配和出师北伐等重大问题上，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发生分歧，各不相让，而汪精卫则在旁幸灾乐祸，流露出明显偏袒季山嘉的倾向，使得蒋介石心中十分不高兴，暗恨汪精卫。

不久，汪精卫、季山嘉以主持第七军作为诱饵，拉拢蒋介石第一军中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使蒋介石生疑。于是，蒋介石一纸命令，将王懋功职务解除，并限时要他离开广州。汪精卫则针锋相对，以贩卖私盐的罪证，将蒋介石的把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撤除职务。蒋汪一时剑拔弩张，双方之间气氛颇为紧张。

当时，广州地区也传出一些谣言，说中共已与季山嘉、汪精卫商量好，要从蒋介石第一军中撤出共产党员，另与汪精卫合组国共军队，以孤立蒋介石；还有说蒋介石要到苏联去休养等。那时，国民党内一般政治人物要下台，常以出国考察、休养的方式被放逐，多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必须采取办法，脱离险境。

面对各种矛盾，蒋介石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但他又不愿就此甘休，他要战胜各种对手，以窃取国民革命的最高权力。经过一番考虑，蒋介石决定重施以前那种以退为进的伎俩，想以辞职、出国相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26年2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则于8日表示不就职，9日，更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两职，要求赴俄休养，企图以此要挟汪精卫，使汪不好下台。汪精卫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心，对他的辞职，不予明确答复，只是例行公事式地劝他“不宜辞职”，并不坚持挽留，这样一来，倒使蒋介石去之不可，留也无益，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回来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顷聆季新（指汪精卫）言，有讽余离粤语，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可奈何！”至此，蒋介石确信，汪精卫在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支持下，要除掉自己。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还是离开广州。

蒋介石即命陈立夫购买了日轮庐山丸的船票，并携带现款3万元，坐汽车到天字码头，准备乘船离开广州，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船去海参崴。

3月19日，蒋介石收拾行装，带着陈立夫，满心不快地乘车前往广州长堤码头。一路上，蒋介石沉闷着脸，默不作声，陈立夫也不好说什么，当时的心情，按陈立夫后来的回忆说，刚开始，他想到放弃工程师的职业，到广州帮蒋介石，实践总理计划，是间接达到自己的志愿，但几个月的政治实践，“使我大失所望，政治原来是这样污秽”，后来又想，既然搞了政治，再污秽也不能放弃，要坚持干。

因此，当车快要到码头时，陈立夫忍不住问蒋介石：“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蒋介石听后，似有所悟，即命司机掉转车头，开回寓所。但当车往回开了一会的时候，蒋介石又变了卦，吩咐司机再转头，重新开往码头。陈立夫没有蒋介石考虑的那么复杂，他只觉得干政治，就不能轻易放弃，于是又鼓足勇气，劝蒋介石道：“我们如果走了，总理所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担负呢？”蒋介石听了沉吟不语，想了又想，最后下了决心，压低声音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公馆。”对这件事，陈立夫本人后来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次演说时也承认，当时，“在车上他劝蒋先生干，有兵为什么不干？汽车到了码头，蒋先生幡然下决心，重新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日之变”。对于陈立夫这个说法，虽然蒋介石后来否认，说陈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但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当时广州城内由国民党右派传出的一些谣言，也有所谓要将蒋介石和陈立夫劫往海参崴的内容，而且说已经为他们二人准备了前往苏联的护照，陈立夫早就将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他开始仇视共产党，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的话便具有强烈的煽动性，因此，在蒋介石去留广州的关键时刻，陈立夫显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部分“孤臣孽子”（2）

蒋介石与陈立夫回到黄埔后，即由陈立夫出面通知王伯龄、陈肇英、欧阳格、吴铁城等人来黄埔开会，进行秘密策划。这一期间，蒋介石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陈立夫作为机要秘书是每会必与。通过反复密商后，他们一致决定采取反共的行动，并估计了驻广东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四、五军部分官兵对事变可能采取的态度。3月17日，陈立夫又随蒋介石由黄埔乘汽艇到广州市东堤八旗会馆——广州卫戍司令部，放出共产党有阴谋的空气，并将其在广州东山的寓所迁到有坚固工事的广州造币厂。

3月18日，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一道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当时为共产党员），称：“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李之龙即派中山、宝璧二舰前往。19日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声称无此命令，陈立夫、陈肇英等人即大造谣言，说李之龙“事前并备就蒋校长和陈立夫同志的出国赴俄护照。是日下午，该舰又开赴省城，并即升火，拟于翌晨强迫蒋、陈两同志上舰出海。”并倒打一耙，说中山舰“无故移动”，是“不法行动”，“显系共产党阴谋暴动”。

还在3月19日上午，蒋介石拜访汪精卫，摸清了汪的政治态度，回来后即召开紧急会议，“夕与干部密议至4时”，陈立夫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并在会上鼓动蒋介石采取行动，对共产党进行突然袭击，这就使蒋介石下定了反共决心。蒋认为“……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有人提出怕舆论谴责，陈立夫当即驳斥，认为不必顾忌，蒋便说：“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于是，蒋介石便诬指“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并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

3月20日凌晨，李之龙在广州文德楼家中被绑架，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被扣留，蒋介石还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霎时间，广州城里，一片恐怖气氛，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通过这一事件，左右开弓，一石两鸟，一方面打击了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他的政敌汪精卫的威信。陈立夫在这一事件的整个阴谋中，一直参与其事，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正如周恩来所说：“张静江、陈立夫都于1926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3月20日中山舰事变的远因，也是　3月20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陈立夫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蒋介石的忠心，顽固的反共态度，极端仇视共产党的心理及在复杂事变中的诡计多端，都深深获得了蒋介石的赞赏，蒋介石事后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非想象所能及其万一也。”可见，蒋介石是以孤臣孽子来称许陈立夫的。

北伐开始后，陈立夫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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